凡世事大抵经历“成”、“住”、“坏”、“空”几个阶段，周而复始。茶之一事，亦复如是。在中国漫长的茶文化史上，明朝有太多不得不说的故事。经历了唐宋两代繁复冗长的烹茶斗茶，紧接着元人不重茶事，少数前朝遗老坚守茶道。茶之一事，可谓是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经过文化与时代的洗练，在明代迎来一个新纪元。明朝的古玩器物风格，在后世被称之为“简大明”可见当时审美趣味之沉静内敛。在明代，茶道主要盛行于文人和精英阶层，他们的生活品质和美学修养给茶事增添了清高和隐逸的味道，加之宋明理学对茶道精神的影响，明代茶，正如一件黑檀整雕的明代大画案，线条舒朗，气韵纵横开阖而又神光内蕴。

　　自上而下，倡饮散茶

　　历朝历代，对于茶的要求和品味都是自上而下的。元代虽然也不好团茶，但毕竟还有一些民间需求和进献朝廷贡饼。到了明代，大概是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茶实在不感兴趣，加之贡茶工艺复杂，采摘费时，实在是劳民伤财，所以朱元璋下了一道旨令罢造团茶，改贡散叶。这对中国的茶业和茶文化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变革。此时的叶茶散泡法，已十分接近现代，而正是由于朱皇帝的改革，发展出新的泡茶方式，并衍生出后来的六大茶类。后人评价此举“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进……按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可见，没有最好的茶道，只有最顺应时代的茶道。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明代充满政治倾轧，朝廷昏庸，阉党干政，官场结党营私，民间灰牢白丁。在这种情况下，治国的中坚力量——文仕阶层很难作为，为了避世，更为了趋避嫌，大多数文人寄情于山水和茶事，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

　　后人形容朱权“神姿秀朗，慧心敏悟”，因招其兄明成祖朱棣猜疑，长期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不问世事。朱权将没能用在政治上的天姿充分发挥到茶事中，他的著作《茶谱》署名为“臞仙”，后人推论作于晚年，即在宣德四年(1429年)至正统十三年(1448年)间。全书仅用2000字，十六则讲明代茶事，即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他在绪论中开篇明志立意：

　　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显然这位被称为宁王的朱王爷并非辄止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朱权大胆改革，对茶道具和茶本身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倡从简行事，主张保持茶叶本色，顺其自然之性。

　　茶供清趣，醒世山老

　　与元代毫无茶业著作相映成趣，明代是一个盛产茶书的时代。粗略统计，明代的茶书约有十多部，除了朱权的茶谱，陈继儒撰《茶董补》；田艺衡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人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士情趣；张源以长期品饮心得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撰《茶疏》，独精于茶理。冯可宾著《岕茶笺》，在《茶笺茶宜》中，对品茶提出了十三宜，颇能代表当时文人的清趣：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览、文童。自古名仕爱评泉，明代茶人亦无例外，曾为翰林学士的黄谏尝作《京师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华殿东大庖井第一。后谪广州，评泉以鸡爬井为第一，更名“学士泉”。

　　而明代文仕茶人的高洁品性，从罗廪的《茶解》一文中对茶的选择中可见一斑,

　　茶固不宜杂以恶木，惟古梅、丛桂、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与之间植，足以蔽霜雪，掩映秋阳。其下可植芳兰、幽菊清芬之品。最忌菜畦相逼，不免渗漉，滓厥清真。……茶地南向为佳，向阴者遂劣。故一山之中，美恶相悬。

　　茶意无尽，丹青永隽

　　明代文人既醉心于茶道，又精于琴棋书画。他们崇尚自然，重视精神和心灵，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丰富的茶类著作，还有精妙的笔墨丹青。这其中最著名的要属书法大家徐渭和大家耳熟能详的江南四大才子中的两位——唐伯虎与文徵明了。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是明代中后期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士。他自幼天才超逸，却考场失意，8次乡试落第，终身未曾中举；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仕途艰涩，只做得他人幕僚；他精通诗书琴画，一派文人风雅，却又胸怀兵甲，屡出奇计，大破倭寇；他学识才智冠绝一时，风光无限，却又一生坎坷，身陷囹圄，数次自杀，晚年落魄。

　　在徐渭的作品中，最著名的要属《煎茶七类》。《煎茶七类》原本是唐代卢仝的著作，徐渭在其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写成行书、草书各一卷。文章共分七论：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宜、茶侣、茶勋。全文不足300字，却言简意赅、意境深远。在书中，徐渭将“人品”置于七类之首，此为历代茶文茶著所少有。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精诗词，工书画，样样精绝。后世多有关于唐伯虎的传奇，却鲜有人知道唐伯虎爱茶，也爱以茶入画，《事茗图》是他茶画中一幅体现明代茶文化的名作。此画左边，唐伯虎自作题诗：“日常何所事？茗碗自矜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开卷但见群山飞瀑，巨石巉岩，山下翠竹高松，山泉蜿蜒流淌，一座茅舍藏于松竹之中，环境幽静。屋中厅堂内，一人伏案观书，案上置书籍、茶具，一童子煽火烹茶。屋外板桥上，有客策杖来访，一僮携琴随后。具体而形象地表现了文人雅士幽居的生活情趣。

　　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徵明，因祖籍衡山而自号衡山居士。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他才华出众，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又是一专多能，擅丹青，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山水、人物、花卉、鱼虫，无一不精。

　　文徵明既是画家，又是茶人，他常与友人一起，在江南的谷雨时节外出采撷新芽，用号称“天下第二泉”惠山石泉水煎制汤茶，与友人共饮香茗。兴致所致，便泼洒丹青，将茶会场面泼墨纸上。

　　文徵明流传后世的茶画数量众多，如《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汲泉煮品图》、《松下品茗图》、《煮茗图》、《煎茶图》、《茶事图》、《陆羽烹茶图》、《茶具十咏图》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惠山茶会图》。

　 《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文徵明与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品茶赋诗的情景。画作描绘明代茶人“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野趣天真。

       凡世事大抵经历“成”、“住”、“坏”、“空”几个阶段，周而复始。茶之一事，亦复如是。在中国漫长的茶文化史上，明朝有太多不得不说的故事。经历了唐宋两代繁复冗长的烹茶斗茶，紧接着元人不重茶事，少数前朝遗老坚守茶道。茶之一事，可谓是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经过文化与时代的洗练，在明代迎来一个新纪元。明朝的古玩器物风格，在后世被称之为“简大明”可见当时审美趣味之沉静内敛。在明代，茶道主要盛行于文人和精英阶层，他们的生活品质和美学修养给茶事增添了清高和隐逸的味道，加之宋明理学对茶道精神的影响，明代茶，正如一件黑檀整雕的明代大画案，线条舒朗，气韵纵横开阖而又神光内蕴。

　　自上而下，倡饮散茶

　　历朝历代，对于茶的要求和品味都是自上而下的。元代虽然也不好团茶，但毕竟还有一些民间需求和进献朝廷贡饼。到了明代，大概是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茶实在不感兴趣，加之贡茶工艺复杂，采摘费时，实在是劳民伤财，所以朱元璋下了一道旨令罢造团茶，改贡散叶。这对中国的茶业和茶文化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变革。此时的叶茶散泡法，已十分接近现代，而正是由于朱皇帝的改革，发展出新的泡茶方式，并衍生出后来的六大茶类。后人评价此举“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进……按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可见，没有最好的茶道，只有最顺应时代的茶道。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明代充满政治倾轧，朝廷昏庸，阉党干政，官场结党营私，民间灰牢白丁。在这种情况下，治国的中坚力量——文仕阶层很难作为，为了避世，更为了趋避嫌，大多数文人寄情于山水和茶事，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

　　后人形容朱权“神姿秀朗，慧心敏悟”，因招其兄明成祖朱棣猜疑，长期隐居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不问世事。朱权将没能用在政治上的天姿充分发挥到茶事中，他的著作《茶谱》署名为“臞仙”，后人推论作于晚年，即在宣德四年(1429年)至正统十三年(1448年)间。全书仅用2000字，十六则讲明代茶事，即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他在绪论中开篇明志立意：

　　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显然这位被称为宁王的朱王爷并非辄止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朱权大胆改革，对茶道具和茶本身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倡从简行事，主张保持茶叶本色，顺其自然之性。

　　茶供清趣，醒世山老

　　与元代毫无茶业著作相映成趣，明代是一个盛产茶书的时代。粗略统计，明代的茶书约有十多部，除了朱权的茶谱，陈继儒撰《茶董补》；田艺衡在前人的基础上撰《煮泉小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人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反映高士情趣；张源以长期品饮心得撰《茶录》自不同凡响；许次纾撰《茶疏》，独精于茶理。冯可宾著《岕茶笺》，在《茶笺茶宜》中，对品茶提出了十三宜，颇能代表当时文人的清趣：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览、文童。自古名仕爱评泉，明代茶人亦无例外，曾为翰林学士的黄谏尝作《京师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华殿东大庖井第一。后谪广州，评泉以鸡爬井为第一，更名“学士泉”。

　　而明代文仕茶人的高洁品性，从罗廪的《茶解》一文中对茶的选择中可见一斑,

　　茶固不宜杂以恶木，惟古梅、丛桂、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与之间植，足以蔽霜雪，掩映秋阳。其下可植芳兰、幽菊清芬之品。最忌菜畦相逼，不免渗漉，滓厥清真。……茶地南向为佳，向阴者遂劣。故一山之中，美恶相悬。

　　茶意无尽，丹青永隽

　　明代文人既醉心于茶道，又精于琴棋书画。他们崇尚自然，重视精神和心灵，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丰富的茶类著作，还有精妙的笔墨丹青。这其中最著名的要属书法大家徐渭和大家耳熟能详的江南四大才子中的两位——唐伯虎与文徵明了。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是明代中后期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士。他自幼天才超逸，却考场失意，8次乡试落第，终身未曾中举；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仕途艰涩，只做得他人幕僚；他精通诗书琴画，一派文人风雅，却又胸怀兵甲，屡出奇计，大破倭寇；他学识才智冠绝一时，风光无限，却又一生坎坷，身陷囹圄，数次自杀，晚年落魄。

　　在徐渭的作品中，最著名的要属《煎茶七类》。《煎茶七类》原本是唐代卢仝的著作，徐渭在其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写成行书、草书各一卷。文章共分七论：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宜、茶侣、茶勋。全文不足300字，却言简意赅、意境深远。在书中，徐渭将“人品”置于七类之首，此为历代茶文茶著所少有。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精诗词，工书画，样样精绝。后世多有关于唐伯虎的传奇，却鲜有人知道唐伯虎爱茶，也爱以茶入画，《事茗图》是他茶画中一幅体现明代茶文化的名作。此画左边，唐伯虎自作题诗：“日常何所事？茗碗自矜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开卷但见群山飞瀑，巨石巉岩，山下翠竹高松，山泉蜿蜒流淌，一座茅舍藏于松竹之中，环境幽静。屋中厅堂内，一人伏案观书，案上置书籍、茶具，一童子煽火烹茶。屋外板桥上，有客策杖来访，一僮携琴随后。具体而形象地表现了文人雅士幽居的生活情趣。

　　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徵明，因祖籍衡山而自号衡山居士。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他才华出众，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又是一专多能，擅丹青，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山水、人物、花卉、鱼虫，无一不精。

　　文徵明既是画家，又是茶人，他常与友人一起，在江南的谷雨时节外出采撷新芽，用号称“天下第二泉”惠山石泉水煎制汤茶，与友人共饮香茗。兴致所致，便泼洒丹青，将茶会场面泼墨纸上。

　　文徵明流传后世的茶画数量众多，如《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汲泉煮品图》、《松下品茗图》、《煮茗图》、《煎茶图》、《茶事图》、《陆羽烹茶图》、《茶具十咏图》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惠山茶会图》。

　 《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文徵明与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品茶赋诗的情景。画作描绘明代茶人“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野趣天真。